纪录片《寻找1920》 刻画日本殖民下台湾朝鲜飞行员

当地时间201953日,由台湾影想文化艺术基金会出品的历史纪录片《寻找1920》举办台北首映会。该纪录片分为上下两集,片长各1小时,介绍20世纪初日本殖民下的台湾首位飞行员谢文达、朝鲜飞行员安昌男的生平。在首映会上,除了影想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兼影片总监李冈、导演许明淳出席之外,谢文达之子谢东汉、孙女谢安莉亦到场致词,以表达对谢文达的追念。

影想文化艺术基金会为《寻找1920》在众筹网站平台上募款,希望能台湾各地学校巡回播映,并如此介绍谢文达与安昌男的事迹这是一页值得思索、探究的历史,它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的诠释,呈现的是当时台湾与日本、中国乃至世界的关联。从《寻找1920》中,我们看见纵向的历史脉络,更看见横向的台湾与世界相连的格局

历史纪录片《寻找1920》台北首映会上,影片主角谢文达之子谢东汉(中立者)、孙女谢安莉(右二)、影片导演许明淳(左一)、监制李冈(左二)、主持人陈凯伦(右一)同台致意(多维记者/塗柏铿摄)

李冈也在首映会上解释,片名之所以取为《寻找1920》,是因为当时西方思想和技术蓬勃,台湾也同受影响,但“台湾对那个时代好像完全没有概念”,因此还另加入韩国的视角,希冀达到“不只从台湾看世界,还要从世界看台湾”的目标,并提供台湾“更多知识和思考空间”。

谢安莉致词时表示,祖父谢文达不愿意和他们谈以前的事情,但她认为祖父留给她的,是“台湾人的自觉,我们不愿被踩在脚底下”、“我们不愿意在任何一个大国的阴影里面、在那个角落里,偷偷地看世界”。谢东汉则介绍谢文达曾在蒋渭水邀请下加入台湾文化协会,投入“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因此不见容于日本殖民者,被迫“西去中国”,直到1945年才回到台湾,“这中间有很多对我父亲不公平的事情”,但感谢影想文化艺术基金会拍摄的电影“为我们谢家争取了一个公道”。

主持人陈凯伦于放映前后也数度强调电影“还原真相”,并补充道谢东汉早在50年前便想出书,介绍“他父亲的流浪故事、遭遇到的生死难关”,但遭到谢文达拒绝。直至谢文达过世后,谢东汉才四处搜集史料,撰成《徘徊在两个祖国》一书叙述父亲的一生。陈凯伦还说,受日本栽培的谢文达被视为殖民地模范,但身为台湾第一位飞行员的身分,“对当时台湾的民族意识起了非常大的波澜”。另外,陈凯伦称“台湾史上第一次官方跟民间的募资”,是日本殖民者“只为了谢文达,就为了他购买新的飞机”。然而官方向民间劝募之举,回顾历史,早在清朝时期便有,当大陆内地发生乱事或在台湾修筑城池时,都曾向台湾仕绅劝募过钱粮,如台北府城的小南门(重熙门)就是由板桥林家所捐建,所以这个惯例并非始自日据时代,陈凯伦的说法在史实上站不住脚。

至于谢东汉认为的“不公平”是什么呢?根据影片叙述,原来是谢文达无法在日本发展后,投奔到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底下加入中国空军,一路参与北伐和中原大战,后因坠机负伤导致无法继续驾驶,只能转任作战参谋。但因台湾为日本殖民地,谢的台湾人的身分使其在抗战爆发后饱受猜忌,被迫以长期休假的名义离开行伍,迁居到上海虹口一带。接着因旧识日本军官须贺彦次郎一面胁持、一面出示国民党特务机关“蓝衣社”(三民主义力行社)的汉奸名册,谢文达见到册上赫然列有自己姓名,不由灰心不已,于是进入汪精卫政权下的亲日机关“中华航空株式会社”任职。影片还引述谢文达自比为印度神话生物“伽楼罗鸟”的譬喻,身中龙吐的毒却忍不住要继续捕食龙,借以描写其辗转各政权间“求死不得”的不得志境遇。

相较于谢文达辗转于国府、汪政权、日本人之间的“无奈”,影片下集在介绍首位朝鲜飞行员安昌男时,便依循韩国的主流史观,明确强调安昌男对日本殖民的不从、加入中国阎锡山麾下、组织“大韩独立共鸣团”抗日等事迹,与刻划谢文达的暧昧手法迥然不同。更讽刺的是,于影片下集受访的日本历史教授,还坦率说出日本殖民的残酷,远比当前台湾叙述的严重。尽管影想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张谢文达与安昌男的故事“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的诠释”,但由此来看,不免落入双重标准的矛盾:不敢挑战韩国的抗日史观,却又不愿让台湾也纳入这叙事内。

在这种矛盾下,影片上下集的英文名称也随之有所差异。比如上集是谢文达的日语罗马拼音SHYABUNTATSU,下集则是安昌男的韩语罗马拼音AN CHANG NAM。如要还原彼时台湾与朝鲜同为日本殖民地的历史何以不两者皆以日语罗马拼音书写?只强调当时台湾人也是法律上的日本人会比较合理?再说影想文化声称该纪录片不会排入院线,而是巡回台湾各校播映,显示其争取的观众为台湾人,既然如此,为何不是以汉语拼音显示谢文达之名?这种书写方式的差别,无疑隐含对日本殖民统治的认可亲疏,也与近年高呼台湾人在日据时也是日本人、进而采用日本视角诠释二战的部分台湾人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显然制作团队对安昌男未采用同样手法,恐怕是担忧始终不忘抗日血泪的韩国反弹。

该纪录片对谢文达的描摹,似有意呈现日据时代台湾人夹处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无奈”,为了活命不得不辗转求全。谢东汉还曾于2017年接受台媒《上报》采访时,声称有人指责谢文达为汪政权做事“绝非事实”。但是当时投奔中国大陆抗日的台湾人为数并不少,且尽管受到国民政府猜疑仍前仆后继,如在抗战时期投奔国统区的吴思汉,以及组织台湾义勇队武装抗日的李友邦等人皆是,最后渠等还因与共产党有牵连而遭处死。而谢文达身受日本教育,先后在国民政府、汪政权底下供职,甚至在台湾光复后还担任台湾机械铸造厂厂长、台湾省议会专门委员等职位,对比吴李等人身陷囹圄、甚至遭到枪决身亡的境遇,谢可说是非常幸运,有什么严重的“不公平”可言呢?诚然,谢文达在日据时代向殖民者争取台湾人民权益,有其可敬之处;赤心为国民政府冲锋却遭到疑忌,也确有委屈之情,但不代表其作为不能受到公评或单方面美化。因此纪录片对谢文达在战后的生活或心境略而不提,只是选择性地强调其“求死不得”,这样的表现手法要说是“还原真相”,怕是难以教观者信服。

自李登辉执政后期开始,台湾官方便刻意强调台湾历经西班牙、荷兰、郑成功、清朝、日本、国民政府等“外来政权”的先后统治,无从决定自身命运,是种“台湾人的悲哀”,片面凸显台湾人的“特殊”,借此摆脱、否定原先国民党政府教育下的中国史观脉络,营造台湾本土认同。因此该纪录片虽宣称“不带有意识形态”、“为台湾留下非政党观点的历史”,但实际上仍遵循这种脉络诠释台湾历史,落入渲染“悲情”的窠臼,并将台湾拉出中国的范畴之外审视过往,无形中也为“去中国化”思潮添柴升火,更带有历史虚无主义的嫌疑,合理化台湾人为殖民者服务的作为。且矛盾的是,不敢将这种身为日本殖民地子民的“悲情”,套用在抗日意识远较台湾强烈的韩国身上。而这样的历史纪录片一旦如出品单位所构想,成功于台湾各地高中、高职学校巡回播映,并同时进行校园沙龙或教师工作坊,将对台湾学生历史观会造成何种影响,实在不难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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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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